1

1968年，阿尔巴尼亚地拉那郊外的一处工地上，尘土飞扬。几个阿尔巴尼亚工人正把一根根亮闪闪的金属管子往土坑里填。旁边站着几个中国技术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脸上挂着汗珠，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

这些管子不是普通的铁管，是中国国内工业建设里都得省着用的优质无缝钢管。为了生产这批管子，中国的工人得在高温炉前加班，钢材也是特意调整了配方，为了保证承压能力。这批货是专门运来给阿尔巴尼亚建工业管道用的，属于高精度物资。

现在，它们被像扔废铁一样埋进泥里，上头还要架电线。

一个年轻的中国技术员实在没忍住，走过去想比划着解释这东西的用处。还没开口，旁边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阿尔巴尼亚官员就走了过来。这人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了一眼坑里的钢管，又看了一眼中国技术员，冷冷地甩出一句话：“这批物资已经交给我们了，怎么用是我们的自由。”

翻译把话翻过去，中国技术员的脸瞬间涨红，手都在微微发抖。这不仅仅是浪费，这是在糟践东西。但在那个场合，他不能争辩，只能眼睁睁看着工人把土铲回去，把那些光亮的钢管盖在黑暗的地底下。

这种事在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并不是孤例。从钢铁、水泥到精密仪器，只要是中国给的，阿尔巴尼亚方面似乎都有一种“用之不尽”的豪气。这种豪气的背后，站着一个叫恩维尔·霍查的人。

2

恩维尔·霍查出生在1908年10月16日，地点是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吉诺卡斯特。那时候阿尔巴尼亚还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到处是石头房子和狭窄的街道。

霍查家里的条件在当地算不错的。他父亲是个布料商人，经常跑动于各个村镇，家里有像样的家具，孩子们能穿上整齐的衣服。霍查是家里的老二，打小就显得比别的孩子机灵，书读得好，记忆力尤其出色。

他在本地上完小学，后来去了科尔察的法语学校读书。那所学校是法国人办的，教学质量很高。霍查在那里学会了流利的法语，也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学和思想。毕业后，他拿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去了蒙彼利埃大学。

在法国的几年，霍查的生活方式完全西化。他穿西装，打领带，出入咖啡馆，还在布鲁塞尔的阿尔巴尼亚领事馆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那时候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想在西方世界混出名堂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后来那个满脸严肃、穿着军装的政治强人。

1936年，霍查回到了阿尔巴尼亚。这时候的国王是索古一世，国家依然贫穷落后。霍查在科尔恰当了一名中学老师，教法语和道德课。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会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退休后在某个山村里喝喝咖啡，聊聊当年在巴黎的见闻。

但历史的车轮滚到了1939年。4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的军队在罗马广场集合，然后跨过亚得里亚海，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跑了，意大利人扶植了傀儡政府。

霍查因为拒绝加入法西斯党，丢了老师的饭碗。他回到吉诺卡斯特，开了一家烟草铺。铺子不大，主要卖卷烟和雪茄，但这成了他搞地下活动的掩护。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铺子的后屋秘密聚会，传阅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商量怎么把意大利人赶出去。

这时候的霍查，展现出了一种和他教师身份不符的狠劲。他不只是动嘴皮子，还参与组织罢工和小规模的破坏活动。意大利秘密警察很快盯上了他，但他总能提前溜走。

3

1941年，二战的战火烧遍了巴尔干。德国人打败了南斯拉夫，意大利的统治也摇摇欲坠。霍查觉得时机到了。

这一年的11月，在地拉那的一间地下室里，几盏昏暗的灯泡下，霍查和其他几个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见了面。大家意见不统一，有的想跟保皇派合作，有的想单独干。霍查在会上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切中要害。他利用自己的口才和组织能力，把这些分散的小组捏合在一起，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改名为劳动党）。

他被选为临时书记。手里有了组织，腰杆子就硬了。霍查开始派人去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的山区地形复杂，非常适合打游击。意大利人和后来接替他们的德国人，都被这些神出鬼没的队伍搞得头疼不已。

1944年11月，德军主力撤出阿尔巴尼亚。霍查的游击队开进了地拉那。这座城市当时只有几万人，街道狭窄，房屋破旧。

进城后的第一件事，霍查没有忙着搞建设，而是忙着清理“敌人”。所谓的敌人，不仅仅是通敌的卖国贼，还包括那些可能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对手、部落首领、知识分子。

在地拉那郊外的一条沟里，几百人被枪决。枪声从傍晚响到天亮，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这一夜之后，再也没人敢公开质疑霍查的权威。他用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4

二战结束时的阿尔巴尼亚，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全国大概120万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工业几乎不存在，除了几个小手工作坊，连一颗钉子都造不出来。首都地拉那到了晚上一片漆黑，只有政府大楼有发电机供电。

农业也是原始的，还在用木犁耕地，靠天吃饭。一旦遇到旱灾，就得饿死人。国家没有外汇储备，也没有像样的出口产品。

霍查坐在办公室里，看着这份烂摊子，心里很清楚：靠阿尔巴尼亚自己，这辈子也别想翻身。必须找个靠山，找个愿意给钱给粮的“大哥”。

他把目光投向了邻国南斯拉夫。当时的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是巴尔干的一霸。铁托不仅手里有几十万大军，还跟苏联关系密切，腰杆子很硬。

从1945年开始，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展开了全方位的援助。一列列火车跨过边境，运来了小麦、玉米、水泥、钢材。南斯拉夫的工程师帮阿尔巴尼亚设计水电站，派医生去农村治病，还接纳了几千名阿尔巴尼亚学生去贝尔格莱德留学。

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1945年到1948年这三年间，南斯拉夫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国家预算的60%以上。

霍查拿着这些援助，稳住了政权，也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但他心里始终有一根刺：铁托不是活雷锋，铁托想把阿尔巴尼亚吞并，搞一个“巴尔干联邦”。铁托甚至直接派南斯拉夫的军官来指挥阿尔巴尼亚的军队，这让霍查无法忍受。

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闹翻了。斯大林在情报局会议上公开点名铁托是“修正主义分子”，要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霍查一看，机会来了。他连夜召开会议，在会上痛骂铁托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宣布阿尔巴尼亚坚决站在苏联一边。他把南斯拉夫之前给的援助说成是“带毒的诱饵”，把铁托派来的顾问全部赶走。

这一招“过河拆桥”玩得非常顺溜。南斯拉夫之前的几亿援助，就这么被他赖掉了。两国关系瞬间降至冰点，边境上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

5

抱上了苏联的大腿，霍查的日子好过了。斯大林对这个“欧洲的小兄弟”很大方，觉得只要把阿尔巴尼亚经营好，就能在地中海钉下一颗钉子。

从1949年开始，苏联的援助物资像流水一样涌进阿尔巴尼亚。这次不仅仅是粮食和衣服，还有成套的工业设备。

苏联专家带着图纸来到地拉那，指着河流说要修水电站，指着荒山说要建矿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直接整船运到杜尔雷斯港。莫斯科的纺织厂把最新的纺纱机拆了运过来，还派了工程师手把手教阿尔巴尼亚工人怎么接线、怎么维修。

到了1960年，阿尔巴尼亚的工业产值比1945年翻了8倍。虽然基数低，但增长速度惊人。全国建起了几十个大型国营工厂，生产棉布、糖、水泥、化肥。

教育和医疗也有了起色。识字率从不到10%涨到了60%以上。城市里建起了新的医院，虽然设备比苏联国内差很多，但至少有了X光机和抗生素。

霍查对斯大林感激涕零，在地拉那的广场上竖起了斯大林的巨大雕像。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中间加上了“霍查”，以此来模仿斯大林（斯大林的意思是“钢铁”）。

但这好日子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出现变数。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搞“去斯大林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大清洗。

霍查听到这个消息，脸都气白了。在他看来，赫鲁晓夫这是在挖他的根。因为霍查在阿尔巴尼亚搞的那一套——个人崇拜、清洗异己、高度集权，完全是照抄斯大林的作业。如果斯大林错了，那他霍查算什么？

6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紧张。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国代表团，指责中国搞“教条主义”。其他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纷纷跟着起哄，只有霍查坐在角落里，脸色铁青。

轮到霍查发言时，他突然站了起来。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先客套几句，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赫鲁晓夫。他指责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不够，指责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霍查的发言让全场震惊。赫鲁晓夫气得拍桌子，指着霍查骂他是“不知好歹的东西”。

霍查敢这么硬刚，不是因为他有骨气，而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苏联虽然给援助，但总是指手画脚，要求阿尔巴尼亚种小麦、生产原材料，不让阿尔巴尼亚发展重工业。而且苏联的专家在阿尔巴尼亚待遇极高，甚至享有治外法权，这让霍查很不爽。

更重要的是，霍查已经找好了下家——中国。中国当时和苏联关系破裂，正需要在欧洲找个盟友。霍查觉得，中国比苏联穷，肯定更需要他这个“反修前哨”，给钱也会更痛快。

1961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协定。专家撤退，合同作废，连原本答应给的冬小麦种子都扣下了。

那一年，阿尔巴尼亚遭遇了严重的旱灾。没有了苏联的化肥和农业机械，粮食产量暴跌。工厂因为缺少零件，一台台停摆。地拉那的街头又出现了排队领面包的长龙。

霍查没有慌。他在广播里告诉人民：“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哪怕吃草根，也不向修正主义低头！”然后，他转头向北京发出了求救信号。

7

1961年的中国，日子其实比阿尔巴尼亚还难过。

“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国内正经历着严重的饥荒。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只能吃红薯藤和野菜，营养不良导致浮肿病蔓延。国家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连进口急需的粮食都得精打细算。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觉得，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灯塔”，如果它倒了，对整个国际共运是个打击。再加上霍查天天在广播里骂苏联，中国觉得这哥们够义气，值得帮。

这一年冬天，一艘叫“许勒号”的轮船本来正满载着5万吨优质小麦驶向中国港口。这批小麦是中国用宝贵的外汇从加拿大买来的，准备运回国内救急。

就在船快到新加坡的时候，北京发来了急电：改变航向，驶往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

船员们看着电报都愣了，那是救命粮啊。但命令必须执行。船掉头了。当金黄的小麦卸在阿尔巴尼亚码头时，阿尔巴尼亚的官员连个正式的接收单都没开，直接让卡车拉走了。连句“谢谢”都没说，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只是个开始。从1961年到1978年，中国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清单长得让人咋舌：

现汇贷款1.2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笔天文数字，中国自己都在还债）；无偿援助7000多万美元；建成了142个成套工业项目，包括钢铁、化肥、发电、纺织、玻璃、制革等；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棉花、钢材、机械设备。

为了帮阿尔巴尼亚建工厂，中国派出了几千名专家和技术工人。这些人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吃着黑面包，拿着和阿尔巴尼亚工人一样的低工资（阿尔巴尼亚实行低工资制，平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中国专家在菲里水电站的工地上，顶着酷暑，在齐腰深的水里浇筑混凝土。在艾尔巴桑钢铁厂，中国工程师手把手教阿尔巴尼亚工人怎么操作高炉，怎么控制温度。

而阿尔巴尼亚方面怎么做的呢？他们把这一切当成了“国际主义义务”。在他们的宣传里，不是中国在帮他们，而是中国在“还债”，在“赎罪”。

8

随着援助越来越多，阿尔巴尼亚方面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离谱。

196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提出要建一个大型化肥厂。中国专家组去实地考察了一圈，发现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生产化肥的核心原料——天然气和磷矿石。所有的原料都得从国外进口，成本极高。而且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基础太薄弱，建好了也没人会操作维护。

专家组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建议暂缓建设，先搞小型的、适合当地的项目。

报告递上去，阿尔巴尼亚计划委员会的主席看都没看，直接扔在一边。他拍着桌子对中国联络员说：“你们只管建，原料的事我们自己解决！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没办法，化肥厂还是建起来了。花了中国几千万人民币，用的全是最好的设备。厂建好了，因为没有原料，机器只能空转。后来好不容易进口了一点原料，生产出来的化肥成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三倍，根本没人用。

最后，这座现代化的化肥厂变成了鸟窝，设备风吹雨淋，锈成了废铁。

还有拖拉机的事。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上万台“东方红”拖拉机。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农机。结果阿尔巴尼亚农民不会保养，坏了零件也不修，就扔在地里。几年后，中国专家去农村考察，看到的是满地的废铁架子，轮胎都被人割走做鞋了。

最让中国技术员心疼的，就是开头说的那批无缝钢管。

1968年，中国援助建设地拉那的“恩维尔·霍查”综合大学时，运来了一批高精度无缝钢管，准备做室内供暖管道和实验室气路。

结果阿尔巴尼亚基建部门的人觉得这管子质量太好了，舍不得埋在墙里。他们自作主张，把钢管截成段，拿去做了路边的护栏，甚至直接插在地里当电线杆。

这种优质钢管在国内是战略物资，只有重要军工项目才能用。看着它们在雨水里生锈，中国技术员去理论，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有权决定物资的用途。”

霍查甚至公开说过：“你们有的，我们要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已经不是需求，这是勒索。

9

到了1970年代，这种“白眼狼”的行为演到了高潮。

阿尔巴尼亚的官员开始对中国援助的物资挑三拣四。有一批中国生产的解放牌卡车，因为长途海运，有些车漆面有点划痕，或者后视镜有点松动。

阿尔巴尼亚方面竟然拒绝接收，要求全部退回重修。那可是几千辆卡车啊，来回运费得多少钱？但为了“友谊”，中国忍了，派人把车拉回去修好再送来。

还有一次，阿尔巴尼亚要一批特种钢材。中国国内当时也很紧缺，但还是挤出来给了他们。结果这批钢材运到后，阿尔巴尼亚方面说型号不对（其实是他们自己没看清图纸），直接扔在港口露天堆放了两年，最后全锈透了。

霍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则把“反修”当成了生意。他今天骂美国，明天骂苏联，骂得越狠，回头就向中国要的钱越多。理由很简单：“我为了你们才得罪了美苏，你们得补偿我的损失。”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紧接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

这一消息把霍查气疯了。在他看来，中国这是“背叛”了马列主义，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他在地拉那的官邸里暴跳如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里用词极其恶毒，指责中国领导人是“修正主义叛徒”，说中国已经“变修变色”。

但讽刺的是，他一边在广播里骂中国，一边却催促中国赶紧把下一批援助的小麦和钢材运过来。

1974年，霍查甚至还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包括先进的歼击机和导弹艇。他的逻辑是：虽然我骂你们，但我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地，所以你们还得给我枪炮。

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行为，终于让中国忍无可忍。

10

1978年，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复出，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勒紧裤腰带支援别国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这一年的7月7日，中国外交部把一份照会递到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照会内容很简短：鉴于阿尔巴尼亚方面对中国的恶意攻击和不友好行为，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所有在阿专家。

消息传到地拉那，霍查正在吃午饭。听完翻译的话，他把手里的叉子狠狠摔在盘子里，汤汁溅了一桌。他不敢相信中国真的敢断供。在他看来，中国是个软柿子，怎么捏都行。

这一刀切得很彻底。还在建设中的纺织厂停了，安装了一半的发电机不转了，正在铺设的铁路断了。

中国专家在撤离前，表现出了极大的职业素养和最后的体面。他们把所有的图纸整理好，把机器擦拭干净，把操作手册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甚至连螺丝钉都分类装好，移交给阿方人员。

有的专家在离开时，看着自己亲手建起的工厂，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们知道，这些工厂没有了中国的备件和技术支持，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废铁。

霍查却不这么想。他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大会上，指着中国大使馆的方向破口大骂，说中国是“背信弃义的叛徒”，是“美帝的走狗”。他把国内的经济困难全部甩锅给中国撤援，号召人民“咬紧牙关，自力更生”。

但他忘了，是他自己亲手掐断了这个国家最后的输血管。

11

没了外援，霍查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和疯狂中。他总觉得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甚至希腊要来入侵阿尔巴尼亚。

为了防御，他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点子：全民修碉堡。

从1978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不是建房子修路，而是建碉堡。

霍查下令，在全国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海滩、每一片农田、甚至每一个村庄的院子里，都要修水泥碉堡。这些碉堡有大有小，大的像个地下迷宫，能住一个排的士兵；小的像个馒头，只能架一挺机枪。

修碉堡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材。这时候，霍查把之前中国援助的水泥、钢材，还有国内仅有的一点资源，全部砸到了碉堡上。原本计划建居民楼的水泥被挪用了，原本要修桥梁的钢材被截留了。

整整17年，阿尔巴尼亚修了17.3万个碉堡！

平均算下来，每10个人就有一个碉堡。这些碉堡的造价极其高昂，每个碉堡的成本相当于当时一套两居室的公寓。

老百姓看着这些水泥疙瘩，心里全是怨气。很多人家的地被占了，房子被拆了，就为了修个没用的碉堡。霍查还在宣传里说：“碉堡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碉堡。”

为了修碉堡，国家财政彻底破产。到了1980年代，阿尔巴尼亚连给教师和医生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但霍查不管，他觉得只要有了碉堡，江山就稳了。

12

在修碉堡的同时，霍查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他的秘密警察机构“希古里米”（Sigurimi）无处不在。

这个机构的特工有几千人，线人更是多达几万人。在一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里，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被“监控”过。

邻居举报邻居，学生举报老师，甚至儿子举报父亲。只要你说了一句对霍查不满的话，或者偷听了外国广播（比如BBC或者美国之音），第二天早上就会有人敲门。

被带走的人，轻则关进监狱劳改，重则直接处决，尸体随便埋在荒郊野外。

霍查还搞了一种“内部流放”制度。只要被认为是“政治不可靠”，全家就会被赶到偏远的农村，不准离开，不准和外人接触，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

为了防止思想“污染”，霍查在1967年宣布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所有的教堂、清真寺被关闭、推倒或者改成了仓库、体育馆。神父和阿訇被逮捕或者枪决。

人们在大街上不敢随便说话，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整个社会像一潭死水，没有笑声，没有活力，只有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背后的窃窃私语。

这种高压统治，掩盖了经济崩溃的声音。到了198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的工厂90%已经停工，因为没有原料和备件。商店里空空如也，买块肥皂都要走后门。农业产量甚至不如二战前，老百姓只能靠种点土豆和玉米勉强糊口。

13

1981年，霍查的二号人物、总理穆罕默德·谢胡突然死了。

官方通报说是“自杀”，用手枪打穿了太阳穴。但民间都在传，是霍查杀的。因为谢胡主张跟西方国家搞点贸易，改善一下经济，这触动了霍查的禁忌。霍查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

谢胡死后，霍查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清洗。谢胡的家人、亲信全部被逮捕。他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扔进了河里。

这时候的霍查，已经73岁了，身体越来越差，心脏病、糖尿病缠身。但他变得更加多疑，觉得身边所有人都想害他，都想夺权。

他把自己关在地拉那郊外的别墅里，四周全是警卫和碉堡。他很少见客，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文件、写批示，或者盯着墙上的地图发呆。

他制定了一部新宪法，明确规定：禁止向外国借款，禁止引进外资，禁止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他要把阿尔巴尼亚封在一个玻璃罐子里，让他一个人当永远的国王。

但他不知道，罐子里的氧气快用完了。

14

1985年4月11日，霍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76岁。

他的葬礼很隆重，地拉那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按照规定，人们必须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很多人甚至要哭晕过去。但仔细看，很多人的眼神是空洞的，甚至有人在角落里偷偷松了一口气。

接班人是拉米兹·阿利亚。阿利亚是霍查的亲信，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彻底的烂摊子。

国库里只有几张废纸一样的债券，外汇储备是零，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虽然霍查说不借钱，但为了买粮食，还是偷偷借了一点）。工厂的机器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生产出来的东西连本国老百姓都不要。

阿利亚试图搞点改革。他偷偷和意大利、法国接触，想弄点贷款，买点粮食。他甚至允许农民自己种点菜拿去卖。

但霍查留下的官僚体系太僵化了，那些靠告密和忠诚上位的官员，根本不懂什么叫经济改革。而且老百姓被洗脑了几十年，对任何“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充满了恐惧。

改革还没开始，就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失败。阿利亚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一步步滑向深渊。

15

1991年，东欧剧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纷纷变天。

阿尔巴尼亚也撑不住了。这一年，劳动党被迫宣布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

但这并没有带来繁荣，反而带来了混乱。因为几十年的封闭，阿尔巴尼亚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金钱充满了病态的渴望。

1997年，一场巨大的金融骗局爆发了。

几家所谓的“集资公司”打着高息的幌子（年息高达100%、200%），吸引了全国老百姓的积蓄。老百姓卖房卖地，甚至借高利贷把钱投进去。

泡沫破裂只在一夜之间。集资公司的老板卷款跑路，老百姓的钱全没了。

愤怒的人群冲上街头，然后冲进了军火库。阿尔巴尼亚军队早就腐化了，根本没人抵抗。

人们抢走了65万支枪，无数的火箭筒和手榴弹。整个国家瞬间变成了战场。城市里，不同的帮派拿着冲锋枪对射，就为了抢一袋面粉或者占领一个加油站。商店被洗劫一空，外国人纷纷逃亡。

政府瘫痪了，警察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那一年，阿尔巴尼亚被称为“欧洲的索马里”。

最后还是联合国派了维和部队进去，才勉强控制住局势。

16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换了人间。

地拉那的街头跑着奔驰和宝马，咖啡馆里坐满了年轻人。那些曾经的碉堡，有的被改成了咖啡馆、艺术画廊，有的成了流浪汉的住所，更多的则是长满了杂草，像一个个丑陋的伤疤留在海边和山上。

中国援建的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了。菲尔水泥厂的烟囱早就不冒烟了，艾尔巴桑钢铁厂的高炉里长满了树。只有少数几个项目，比如菲里水电站，还在勉强运转，但设备也已经老化严重。

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北约，也正在申请加入欧盟。但它依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虽然过了6000美元，但物价却比肩意大利。年轻人大量外流，去欧盟国家刷盘子、盖房子。留在国内的，很多是老人。

在地拉那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还保留着霍查时期的展品。那辆他坐过的防弹奔驰车，还有他用过的镀金文具。游客们匆匆走过，很少有人驻足。

对于那段历史，阿尔巴尼亚人心情复杂。有人痛恨霍查把国家带进了深渊，也有少数老人怀念那个“虽然穷但有保障”的年代。

但无论如何，那个靠“换大哥”和“要饭”维持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亚得里亚海的海浪拍打着海岸，无声地冲刷着那些水泥碉堡，也冲刷着那段荒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