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特地从北京远赴上海，共同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站在一大会议室的原址前，习近平深情地表示，毛泽东同志曾将此处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一比喻生动贴切。他认为，这里同样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圣地。在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前，习近平逐一列举了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姓名，并提到“李汉俊也英勇牺牲了”。讲解人员随即补充道，李汉俊于1927年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是革命烈士中的第一位。

被誉为党的“摇篮”的一大会址，原本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的府邸，而一大代表李汉俊，正是李书城的亲弟弟。若说李书城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提供了孕育之地，那么李汉俊无疑是党诞生过程中的关键“助产者”。在党的创建历程中，兄弟二人功勋卓著。

李书城公馆是李汉俊革命初期的据点。

李书城，于1882年诞生于湖北潜江，与比他年长八岁的胞弟李汉俊同根同源。1902年，他踏上了赴日本留学的征途，与黄兴结为同窗。当年23岁的他，毅然投身孙中山的麾下，投身于同盟会的组织工作。1911年11月，李书城随黄兴参与了武昌首义，黄兴担任战地总司令，而李书城则荣任总参谋长，指挥军队对汉口清军发起猛攻，激战四十余日未分胜负，最终转战上海。次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特命李书城担任陆军部顾问并兼任总统军事秘书。1913年以后，李书城肩负起“湖北护国军”总司令的重任，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下的护国、护法运动。

当时，上海法租界是国民党政治精英的聚集地。李书城亦在此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现今的自忠路163弄）租赁了一座三层楼宅，将家人安置于此，人称其为“李公馆”。在护法运动失利之后，1919年五月，李书城重返上海住所，于苦闷与迷茫中闭户苦读，渴望在书卷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正当此时，远在日本留学的李汉俊返抵上海，暂居于兄长所住的公馆之中。追溯至14岁那年，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慷慨资助下，他踏上了东瀛求学之路。起初，李汉俊就读于东京的法国教会学校，后来则凭借清朝官费生的身份，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工科系。在留学的日子里，他深受日本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启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坚信“若是中国不从根本上变革，则无以进步”。李汉俊广泛阅读了大量的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从而成为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精通的革命者之一。即便是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对他赞誉有加，称其为中共“理论修养最深的同志”。

在上海的再次相聚，兄弟俩沉浸在无尽的交谈中。李书城对护国、护法运动的连连挫折感到革命前景的黯淡无光。而李汉俊则向哥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强调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路径，俄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观点让李书城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对于这位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来说，社会主义原本就不在排斥之列。从弟弟的言谈中，他看到了革命的新希望。

李汉俊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组织以推动革命，此过程中亟需一个稳固的活动据点。李书城慷慨表示，他的住所将成为李汉俊的活动阵地和避风港，而他本人将充当其坚实的“守护者”。凭借在国民党及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居住于相对安全的法租界的有利条件，李书城决心为李汉俊的革命事业提供必要的援助与庇护。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

李书城一生征战沙场，身居政界与军界要职，然而他廉洁自持，并无丰厚的积蓄。反观他对李汉俊的支持却极其慷慨。李汉俊将所有编辑与写作的收入尽数投入革命事业，自己的生活开销和子女抚养之费，亦全赖李书城接济。李书城的妻子更是不吝家中珍藏的书画，悉数变卖，以充李汉俊的革命活动经费。

为了缩减开支，1920年夏季，李书城将位于三益里的宽敞住所退租，转而租住了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108号相连的两栋建筑，租金相较于前者便宜许多。这条“望志路”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其名称透露出浓厚的法国殖民地风情。1943年，该路名更改为“兴业路”，而望志路106号与108号也就此变为兴业路76号与78号。

新近租赁的这两栋房屋，正是当时上海最为盛行的石库门建筑风格。每栋建筑一底一阁，独立门户，黑漆大门配以黄铜门环，米色石条的门框上，门楣处装饰着红褐色的浮雕。外墙由清水青砖砌成，其间点缀着红砖。为了居住的便利，李书城将两栋房屋的隔墙拆除，使之连为一体，形成了两层阁楼的格局。日常出入多走108号的后门，而餐厅（亦作客厅）则设在106号。

李汉俊对这座新落成的“李公馆”颇为满意。此地位于市郊，周边散布着若干菜田，远离喧嚣的闹市，环境幽静，堪称进行秘密活动的理想之地。无论是三益里，抑或是望志路106、108号，在李书城的鼎力支持下，李公馆都成为了李汉俊早期革命活动的稳固而安全的据点。

李汉俊将李公馆设为革命活动中心。

鉴于李汉俊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据一大代表包惠僧所述），且李公馆是他长期居住之地，也是他开展革命活动、与革命同仁频繁聚会的场所，因此，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共在上海建党初期的活动核心。

李公馆成为李汉俊及同仁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李汉俊的研究与写作多在夜间进行，往往熬夜至天明。李书城屡次提醒他需注意休息，但他对兄长的关爱虽感铭心，却仍旧我行我素。于是，李书城特意吩咐厨师为二先生准备夜宵，以补充体力。在李公馆，李汉俊撰写与翻译了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及十月革命信息的传播作出了显著贡献。从1919年至1921年，仅在沪上，他便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界》、《共产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论文与译文。李汉俊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呈陈独秀审阅后，陈在完成编校工作之余，又命陈望道前往李公馆，与李汉俊进行再次校对。李汉俊对照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逐字逐句进行校正与修改，随后又委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与陈独秀一同进行校勘。因此，陈望道称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经陈独秀、李汉俊先后校对”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著作，深刻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1920年，毛泽东在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期间，曾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1920年夏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刊了中国首份工人阶级的周刊——《劳动界》，由李汉俊担任主编一职。得益于李书城的鼎力支持，编辑室设于李公馆之内，此举既确保了刊物的安全，又大幅降低了成本。在此，李汉俊圆满完成了周刊的诸多编辑与撰文任务，向广大工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同时，李汉俊还投身于《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众多辛勤付出亦在此地完成，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阵地与渠道。

“汉俊正忙于大事，不必过多挂心。”在讨论问题时，李汉俊及其同仁有时会情绪高昂，争执不休。李书城便及时提醒弟弟，交谈时需注意音量，以免惊扰邻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在李汉俊的交往圈中，汇聚了陈独秀、董必武、李达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先驱，以及那些拥有金黄发丝和湛蓝眼眸的共产国际使者。1920年二月，陈独秀抵达上海，下榻于环龙路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李公馆与陈的寓所相距不远，李汉俊与陈独秀以及其他革命同仁常在此聚会，商讨早期革命活动的相关事宜。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吴廷康（维经斯基）前往北京，后经李大钊引荐转至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会面。吴廷康在上海度过的八个月中，大量工作亦是在李公馆中展开。

李汉俊在李公馆热情接待了董必武，并向这位远道而来、寻求救国之路的湖北同乡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事后回忆道：“那时社会上流行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日本的合作主义等众多主义，它们在我脑海中激荡交锋。是李汉俊梳理了这些头绪，并坚定地告诉我，应当拥抱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他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

李公馆，作为李汉俊与其他同志策划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关键地点之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得益于吴廷康的大力协助，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携手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在8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陈、李等人以研究会为基石，进一步发起创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李汉俊亲自执笔起草了党纲，并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一职。

上海作为中国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它不仅历史性地成为了中共的发起和联络中心，而且实际上履行了临时中央的职能。该组织对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立与整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与推动作用。李汉俊曾致信湖北的董必武，倡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便担此重任，成功组建了“共产党武汉支部”。同样，山东的王尽美也是在李汉俊文章的启发下，在李汉俊的帮助下，创建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夏末，遵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决策，李汉俊携手俞秀松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组织旨在充当党的有力助手。随后，他们还设立了旨在培训团员青年的“外国语学社”。该学社精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杰出青年作为学员，派往苏俄深造，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才。

毫不虚言，李汉俊在李公馆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以及组织层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李书城所扮演的“避风港”与“守护者”角色，其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李公馆是中共“诞生地”。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命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期间特命李汉俊临时代理书记一职，全权负责上海党组织的相关事务。

1921年初，湖北省民对北洋军阀王占元的残暴统治深恶痛绝，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逐王占元、实现地方自治的运动。民众一致推举李书城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而他亦需返回湖北以主持大计。

在即将告别上海之际，李书城特意叮嘱李汉俊，在他不在家的日子里，务必加倍小心，如若遭遇麻烦，不妨出示他的身份牌，或许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他对留在家中守护的妻女、娘姨和厨师等人也提出了要求，务必细心照料汉俊及其同伴，密切留意四周的动静，确保他们的安全无虞。

李书城返回湖北不久，李汉俊便迅速投入到了建党工作的紧张筹备之中。他与李达频繁交流，就诸多关键议题通过书信与远在广州的陈独秀展开深入讨论。到了五月，他派遣包惠僧前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并提出建议，希望陈独秀能够返回上海，或者将中央机构迁移至广东。然而，陈独秀回应称，他目前无法返回上海，中央机构亦不宜迁至广东，他建议李汉俊暂时留在上海，以便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

1920年，李汉俊、李书诚、薛文淑（依次站立于后排左二、三、四位）在上海与家人团聚，其中包括他们的母亲和孩子们。

1921年6月之初，荷兰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棒尼柯尔斯基，后者曾是共产国际远东局驻华代表，一同抵达了上海。马林与尼柯尔斯基在李公馆内与李汉俊、李达会面，从他们那里得知，中国的若干中心地带已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开展活动。基于此信息，两位代表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共产党组织。李汉俊和李达随即与陈独秀、李大钊进行书信往来，商讨此事，并最终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上海租界和军阀政府严格禁止一切进步和革命活动，尤其严禁建立与苏俄有关的共产党组织。因此，中共一大不得不秘密召开。经过李汉俊和李达的多次商议，最终决定将一大会址设于李公馆。一方面，李书城作为民国元老，其显赫声望能提供良好的掩护；另一方面，此地位于法租界，且地处市郊，四周环境相对幽静，有利于确保会议的安全进行。6月上旬，李汉俊和李达向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发出信函，邀请各派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代表们寄去了路费。

为确保稳妥安全，6月24日，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等15位同仁，联名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了《<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文。次日，北京《晨报》便全文进行了转载。文章中明确提出，《新时代丛书》的编辑宗旨在于“提升国人的普遍知识水平”，并且特意公布了丛书的通信地址，即“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现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的号码）。李汉俊自归国以来，一直致力于编辑与写作工作，因此在家中编辑丛书显得水到渠成。而众多人连续多日的聚会，若被描述为编辑机构的正式活动，则不易引起外界的关注。

“你的公馆是我们党的‘摇篮’啊！”而在1969年，毛泽东再次提及：“中共一大正是在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家中召开的。”

7月30日夜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在李公馆隆重召开。会议伊始，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无视李公馆女佣的阻拦，径直闯入会场，环视了一圈室内与会者。面对李汉俊的询问，他含糊其辞，先声称是来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紧接着又称自己找错了地方，言罢便急匆匆地离开了。

拥有隐蔽工作背景的马林敏锐地察觉到事态不妙，便当机立断，提议即刻休会并转移场所。李汉俊毅然决然，不顾个人安危，选择留下，以掩护其他代表安全撤离。

“他们是北京大学的两位英国教授，趁着暑假来沪商讨丛书编辑事宜。”他还向巡警出示了刊登《新时代丛书》启事的报纸。巡警们只是例行公事，对散落在会场的文件未加翻阅，对楼上的卧室也未曾要求进入房门，于是草草结束了检查，迅速离开了现场。

在那个时期，若无李书城等民国元老那般显赫地位的政治声望与影响力作为掩护，一旦中共一大会议场所遭受彻底搜查，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将难以预料。

李公馆已不宜再召开会议。遵照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代表们于次日清晨搭乘火车，前往嘉兴（王会悟的故乡）。8月2日，他们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顺利通过了相关文件，并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同志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当晚6时，一大会议圆满落幕。

李汉俊追认为革命烈士，李书城担任我国首任农业部部长。

1922年伊始，李汉俊因与中央局的“三人团”——陈独秀、张国焘——关系紧张，情绪激动之下，遂辞别上海，返回武汉（与此同时，李书城迁往北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一职）。尽管中央随后通知他参加中共二大与三大，但他却予以拒绝。蔡和森在信中提及：“虽曾邀请汉俊与会，然其未至，仅以一封意见书相寄，书中内容主要反对集权制与严苛的纪律。”尽管如此，鉴于李汉俊在早期对党的贡献，中共二大与三大仍旧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我不能成为共产党人，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心安理得。”同年秋季，武汉的局势稍微有所缓解，他便返回武汉，继续在武昌高师执教。

毛泽东签发的李汉俊烈士证。

在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之际，李汉俊紧随湖北各界代表团的步伐抵达长沙，以迎接胜利的北伐军，并毅然加入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北伐军总司令部的顾问李书城则返抵武汉。在湖北省政府进行改组之后，李书城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与孔庚、叶琪一道共同执掌主席之职。李汉俊则担任省教育厅厅长及青年部部长之要职。到了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叛了革命，李书城和李汉俊凭借其特殊身份，暗中掩护了留在省政府机关内的众多共产党员。他们还以省政府的名义，公开发布命令，释放了当时在武汉被捕的二三百名共产党嫌疑分子。

1927年的寒冬，蒋系国民党西征军踏入武汉城。彼时，桂系第19军把守此地，军长胡宗铎执掌武汉卫戍司令之职，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翼及革命民众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使得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李汉俊在《楚光日报》等媒体上屡次撰文，对当局的残酷行径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到了1927年12月17日，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及“密谋暴动”等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李汉俊逮捕。

李书城闻悉此事后，急切地向老友、时任西征军总指挥的程潜求助，希望他能施以援手。然而，程潜屡次拨打电话均未能接通，只得派遣自己的秘书前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但面对严密的岗哨，秘书被拒之门外。不久，传来令人悲痛的消息，李汉俊已被处决，他牺牲时年仅37岁。李书城本人亦未能幸免，被当局以“倾共嫌疑”的罪名软禁了百多日。最终，在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通电交涉下，他得以获释，随后离汉前往上海。

李汉俊的革命理念对李书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对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成为中共长期信赖的合作伙伴。

1932年，李书城担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一职。翌年，因坚持原则，拒绝执行蒋介石下令修建道路以围剿鄂豫皖红军的命令，其建设厅长之位被剥夺，转而担任民政厅长。不久，他因反对在湖北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再次遭受免职之命运。1935年，李书城被任命为湖北省通志馆馆长，此后长达14年，他一直身居此一闲职。

1937年7月，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周恩来与董必武抵达武汉，肩负起统战重任。彼时，华北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流离失所，在董必武的倡议下，李书城积极协调，促使湖北省政府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以接纳这些无家可归的孩童。至1938年6月，日军集结重兵对武汉发动猛攻。面对是坚守还是放弃武汉的激烈争议，周恩来特令《新华日报》的记者陆诒进行专访，以记录李书城的观点。

抗战胜利之际，李书城重返武汉。适逢此时，中共南方局派遣共产党员李声簧（李汉俊之子）等同志赴武汉，着手重建地下党组织。在李书城的鼎力支持下，李声簧等人迅速在武汉设立了秘密交通站，专责向党中央及南方局传递重要情报，并负责接待过往人员。

1948年冬季，李书城毅然发起组建“湖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并通过电报敦促蒋介石寻求途径，重启和平谈判。翌年初，他亲赴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了深入的面谈。返汉后，他积极推动成立了“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致力于保障武汉的安全。他以白崇禧老师之尊，当面斥责白氏，力阻其逃离时对水厂、电厂及交通设施的破坏。

1949年5月17日，武汉宣告解放，李书城先生随即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武汉军管会的高级参议。在此期间，他荣幸地收到了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的来信：“李老先生，接到此信后，敬请速来京城，共商国家大计。”他欣然接受了邀请，北上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周恩来提议李书城出任我国首任农业部长，此举引发了不少争议。周恩来以三条理由进行阐述：首先，李书城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之际，他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随后又投身于讨袁护国战争与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是在他家中召开，他的弟弟李汉俊也曾为党的事业作出过贡献；再者，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李书城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9年10月19日，李书城正式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

在1963年7月的首都机场，毛泽东（位于右一）、李书城（位于右二）、章士钊与张难先，四人围坐一堂，展开了热烈的交谈。

“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其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1950年9月，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组建了一个专项工作小组，着手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凭借李书城先生提供的线索，寻访小组得以拜访他，并根据他的描述定位到具体位置，随后邀请了一大会代表、当时的湖南大学校长李达先生亲自前往原址进行核实。到了1951年5月，原址的照片被送往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先生均确认了中共一大确实是在李书城先生的家中举行。1952年5月，上海市委购得了兴业路76号和78号两栋房屋，并于9月完成修复工作，一大会址纪念馆随即对外开放。

1956年春节之际，董必武莅临一大纪念馆，驻足参观并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言源自《庄子·人间世》中的名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引用此语，旨在强调我们党的事业在初创阶段虽然简朴，然而使命崇高，任务繁重，我们必须不断奋进，坚信我们的未来必将充满光明！

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完成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安然离世，享年八十三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均赠送了花圈以示哀悼，董必武同志代表党致以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