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兄弟，我们已经找了三天，还是没找到那个家伙。负责侦察的同志急忙跑进台北行辕，谷正文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继续。”这次简短的对话，标志着蔡孝乾清除台湾地下党的最后阶段正式开始。很多人只注意到“张三”把特务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却忽略了之前埋下的隐患——组织选错了人，错误发生那一刻，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谷正文并不是在说空话，他真心觉得蔡孝乾不适合当对手。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打算在台湾重建地下组织，最终周恩来选中了这位“台湾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个选择看起来很完美：蔡孝乾出生在台湾，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全程参与了长征，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接受过考验，资历很深厚。但是要在蒋介石政权严密监控下建立网络，光有资历还不够，还需要很强的定力。可惜的是，蔡孝乾缺乏这种能力。

1928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东京，台岛共产党的活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蔡孝乾担任了首任负责人。尽管台湾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当地的党组织实际上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生存环境比大陆的地下党更加艰难。1929年，嘉义和斗六的起义没有成功，日本警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超过一百名核心成员被捕。蔡孝乾幸运地秘密回到了上海，随后几经辗转，最终到达了中央苏区，这可以说是他成功避开了危险。这次失败让“秘密行动必须极其隐秘”的教训深深印在了台共幸存者的心中，但十多年后，他却完全忘记了这个教训。

在那个时刻，他开始非常在意物质条件。因为得到了几件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毛呢大衣，他特别珍惜，结果被同伴戏称为“毛呢蔡”。这些看似小事，最终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1946年春天，蒋介石重新控制台湾几个月后，岛上的民众心态不稳。周恩来在南京与蔡孝乾会面，明确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着手重建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二是摸清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蔡孝乾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并提出一个条件——需要更多的财政支持。周恩来同意拨付一万美元作为运作资金，按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几十条金条的价值，可谓投入巨大。尽管资金是关键，但更关键的是组织纪律。周恩来多次强调，要注重隐藏身份，初期要稳固工人和学生群体，随后逐步向军政领域扩展影响。他没想到，刚离开南京，蔡孝乾就把他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蔡孝乾到了基隆后，在台北忠孝东路租了一栋洋房。不久，他就和几家粮油店和茶铺的老板搭上了关系。有人提醒他做事要小心，但他不以为然，觉得要想成功就得先营造声势。虽然场面弄得挺热闹，但团队组建却慢了很多。不到一年，他的花费就已经超出预算一大半，原因是他把钱花在了豪华装修、宴请宾客、高档衣物，还有送给小姨子的贵重首饰上。实际上，妻子去世没多久，他就和妹妹同住，这事儿在台北传得沸沸扬扬，想保密是不可能的。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1949年初，该市一名重要的劳工运动人士李汾被逮捕。根据地下组织的规定，一旦有人被捕，其他人必须立刻撤离，并销毁所有资料。但蔡孝乾拖延了两天，说是要处理财务账目。在这两天里，李汾因受严刑而供出了上级陈泽民的位置。陈泽民随后被捕，他供出了一位住在台北洋楼的“蔡先生”。这些信息汇总到谷正文那里，他立刻指示跟踪该地点，结果发生了开头提到的“饺子陷阱”事件。

特别的是，一开始特务们无法确认蔡孝乾的身份，因为相关的影像资料已经很老了。但“张三”一开口就露出了马脚——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还夹杂着日语词汇，再加上一副讲究的金丝眼镜，这样的人显然不是普通的台湾商人。谷正文在电话里大声命令：“肯定是他，立刻把他抓回来，别拖拉！”可惜手下轻敌，蔡孝乾在吃牛排的时候成功逃脱了。这件事在情报界成了笑话，但对于地下组织来说，这可不是好事，因为蔡孝乾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了。

嘉义被捕那天，他穿着西装领带，非常整齐。当听到“要么死亡，要么吃西餐”时，他立刻说：“选择吃西餐。”从那时起，他开始揭露组织的内部结构，告诉了大家谁是传递消息的人，谁是负责电台的，谁是藏匿文件的。在半年的时间里，台湾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一个接一个被摧毁，几百名党员被逮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三年时间都恢复不过来。后来，谷正文在陈述中表示：对方派了一个胆小又贪玩的人参与关键对决，这样自然无法获胜。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讨论，但很少有人探究为什么特别选中蔡孝乾作为对手。

档案显示，还有其他原因。在延安时期，来自台湾的干部寥寥无几。综合考虑资历和语言能力，蔡孝乾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可选之人。当时有人推荐了出身工人阶级的谢雪红，她在台中很有名，生活也非常朴素，非常适合做秘密工作。但因为之前与党内左倾路线有过冲突，她最终未被选中。因此，组织决定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蔡孝乾身上，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整体的失败。

想象一下，如果信息系统的管理能像处理某些特殊区域那样，采用“双重保护、三重检查”的方式，不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果对蔡某人的做事方式做更详细的背景调查；如果高层能同意让台湾的同志选择更可靠的人来负责，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结果：到了1950年底，台湾岛内的组织几乎全部瘫痪，大陆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持续了整整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