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自1950年代起，我便与刘少奇同志的长子刘允斌同志，携手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共事。该研究所位于市区之郊，是我国原子能研究的摇篮，亦是新中国初期最为机密的机构之一。

1955年，我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紧接着便踏上了跟随前苏联专家学习的小径。不久后，我正式加入了这家研究所的行列。与此同时，刘允斌在归国后，亦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我们的团队，他的加入时间比我早了整整一年。

初识刘允斌

踏入原子能研究所的大门，便听闻这里汇聚了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我所归属的研究室中，便有这样一位彭士禄先生，他是革命烈士彭湃的遗孤。据悉，他自幼便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女士的精心照料，继而又赴苏联深造。尽管我们并非同一研究小组的成员，却时常有机会相聚。

他身形削瘦，性格诚实无比。尽管我们的俄语能力有限，每当遇到难以把握的难点，向他请教，他总能耐心地逐一为我们详尽解答。然而，转瞬之间，不足一年的时光便已过去，他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他已经调往其他岗位。那次的工作变动，就如同军队的换防一样，说走就走，既无欢送，亦无告别，甚至他的去向也成了谜。后来，我调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参与了浙江秦山核电站的设计任务，其间他来过几回，那时他正担任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李四光先生的独女李林，在顺利完成英国剑桥大学的学业后，选择了继续在英国深造。但恰逢周恩来总理的盛情邀约，李四光先生果断作出回国决定，接任地质部部长之职，李林也随父亲回到了祖国。此后，我有幸担任了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正是在一次批判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李林女士。

在这座我国原子能研究所宽敞的二十余间研究室中，高干子女的身影亦屡见不鲜。我与刘允斌的相识，实属偶然之至。

那日，我同几位同事一同前往食堂就餐。行至草坪旁的小径时，其中一位同事悄声说道：“瞧，那边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依循他的指引望去，果真发现他与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并排站在另一条小径旁，似乎正在低声交谈。出于好奇，我们不由自主地驻足观望。

刘允斌与刘少奇的容貌极尽相似，宽阔的前额，挺拔的鼻梁，宛如出自同一模具所铸。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他额外佩戴了一副眼镜，身形相较略显纤弱。他的着装极尽朴素，甚至让人联想起陈旧的气息。烟瘾颇重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专注地聆听着那位女同志的发言，直至她的声音渐渐消散，方才缓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讨论问题之际，他从不急于表达己见，而是耐心倾听，待对方充分陈述完毕后，方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正因如此，他在研究室中的声望颇高，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与赞誉。

1957年，刘允斌迈入了原子能研究所的殿堂，比我提前了一年。虽然我们并非同校毕业，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由于同处一栋楼中，我们的邂逅愈发频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偶尔会在走廊里不期而遇，交谈几句，而有时我还会亲自前往他的办公室，稍作逗留。

刘允斌踏上了归乡之旅，当他抵达首都北京时，刘少奇亲自前往门前热情迎接。父子相见，刘少奇激动不已，对儿子说：“允斌，你终于回到了家！”这简短的话语中蕴藏着深深的骄傲，显然，刘允斌在外取得的辉煌成就让刘少奇感到无比自豪，作为父亲，这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苦难的童年

刘允斌，共和国主席的子女，外界常将他误认为生活优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刘允斌的童年，实际上饱经波折与挑战。

刘允斌，刘少奇与何葆贞的长子，于1925年降临人间。自那时起，刘少奇便投身于南方的革命事业，以四海为家。在充满艰险的环境中，抚养幼子实属不易，他曾一度考虑将刘允斌托付给一位矿工照料。恰逢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深知刘允斌是刘家的血脉，便毅然决定亲自将他带回宁乡炭子冲的故乡。翌年，何葆贞返回炭子冲探望年仅两岁的刘允斌，然而，这次短暂的团聚竟成了永别。不久后，何葆贞在狱中英勇就义。而刘少奇则是在十多年后，才得以与自己的儿子再次相见。

刘允斌幼时便寄居于炭子冲六伯家中，然而六伯的家境同样清贫，生活艰辛。自五岁那年，刘允斌便过早地品尝了童年的酸涩。在晨曦微光中，他手握牛鞭，肩负箩筐，腰悬镰刀，独自攀登高峰，开启一天的牧牛生涯。在照看那头高他半个头的大水牛之际，他还要辛勤割草，待夜幕降临，便将草料背负回家，以喂养猪群。午餐时分，他只能从怀中掏出山芋，配以几口山泉的甘甜，聊以解饥。夜幕降临，带着一身疲惫，他回到家，饥饿感驱使他不得不摸黑进入厨房，或是盛一碗稀饭，或是其他什么，有时甚至一无所获，只能饿着肚子，蜷缩在稻草堆中，度过漫长的夜晚。在这个家庭中，他不得不早早地学会独立自足，像成人一样自食其力。

自七八岁起，他的肩上便肩负起了更为繁重的劳役。日复一日，他不仅要牧养牛群，还需割取草料，甚至挥舞犁铧耕耘土地。稍有不慎，手脚便会遭受锋利农具的划伤。记得有一次，他被野狗穷追不舍，甚至被其撕咬至鲜血淋漓，那悲怆的哭声引起了附近田间劳作人们的注意。他们迅速赶到现场，驱散了野狗，将他背回了家。尽管伤口化脓，他依旧每日坚守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继续放牛、割草。

1938年，六伯喜讯传来——父亲将带着他一同前往延安。刘允斌对延安与炭子冲之间遥远的距离一无所知，对父亲的模样也充满了无限的好奇。然而，当他得知父亲身在延安，且能够从那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找到解脱，他的内心顿时充满了喜悦。

1938年七月，六伯与刘允斌一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刘少奇目光细腻地审视着儿子，自安源一别，那久违的亲情未曾得到延续。此刻，儿子能再次站在他的膝前，重逢的喜悦之情不禁流露于言表。

刘允斌对刘少奇的面庞感到有些生疏，他回首望去，只见六伯低声说道：“这就是你的父亲。”刘允斌终于得以一睹生父的容颜，却情不自禁地喉咙哽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刘少奇目睹此景，心中不禁涌起酸楚，立刻紧紧地将儿子揽入怀中，刘允斌这才带着哽咽的声音，喊出了“爸爸”这两个字。

苏联是他的故土。

在抗击日本侵略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我党将众多革命先烈的遗子以及高级干部的子女送往苏联深造。他们在那里全身心投入于理工科的学习，归国后，他们纷纷投身于国防事业，为保密机构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他们几乎无人能逃脱厄运，其中许多人更是遭遇了极端的残酷迫害，最终不幸牺牲。

在刘少奇的三位子女中，刘允斌与刘允诺的命运坎坷不平，不幸连连遭受迫害，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刘爱琴则历经三次入狱的磨难，出狱后不仅被开除党籍，连工作也失去了，不得不投身劳动改造，最终在内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宁之地。至于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她身负沉重的枷锁，带着无法释怀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

刘允斌抵达苏联后，起初在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接受教育，随后又转入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继续深造。然而，1941年6月22日，德国纳粹未发出任何宣战书，便对苏联发动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德军如同锐不可挡的狂潮，西欧籍儿童院中的年长学生纷纷披挂上阵，投身于战争的洪流。刘允斌也怀揣着加入战斗的强烈愿望，但他的申请却未能获准。接着，他再次向组织提出献血的请求。尽管苏联规定国际儿童院不得进行采血，他依然不屈不挠，最终如愿以偿地捐出了自己的鲜血。

德国的侵略者将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家物资供应陷入前所未有的短缺。儿童院的男孩们被征召，投身于捡拾废铁的辛勤劳动，而女孩们则肩负起制作手套、缝制军服的重任。刘允斌和毛岸英也加入了军工厂的队伍，投身于枪支弹药的制造，并在附近的农场参与收割小麦、挖掘土豆的劳作。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儿童院的粮食补给遭受重创，常常承受着饥饿与寒冷的双重打击。每个人的面容都显得苍白无华，失去了往日的生气。刘允斌的身高甚至比父亲矮了半头，这或许正是长期饥饿对他的生长发育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1942年11月19日，苏联展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壮丽反攻，德军连连溃退。直至1943年11月，德军不得不全面退出苏联的国土。但这场胜利并未给儿童院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同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使儿童院宛如失去了依靠的孤儿。尽管新任院长名义上仍任职，却对孩子们的温饱问题置若罔闻，饥饿成为孩子们的日常。幸运的是，儿童院里的仁爱之士设法为孩子们获得了苏联国籍。在苏联，管理严格，没有户籍，便无法享受到配给、租赁住所、报考学校、找到工作的权利。刘允斌便巧妙地运用了苏联国籍，为出版社抄写稿件、在码头上搬运蒲包，以此赚取微薄的收入，改善了生活状况。

1945年的酷暑夏日，苏联红军踏过德国的边界，国家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与宁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地的大学校园纷纷恢复了往日的教学秩序。高中毕业后，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成功考取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从而开启了他在更高层次学术追求的新篇章。他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名列班级前茅，受到了师生们的普遍赞誉。

1945年8月6日，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一震撼性的举措迫使曾经傲慢无礼的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接受无条件的投降。此举激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随着德国的投降，苏联全力以赴搜集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德国专家、设计图纸、设备以及仪器，并迅速将这些珍贵资料带回国内。借此良机，苏联开启了自身的原子弹研发计划。在莫斯科大学，他们还设立了高度机密的原子能专业，仅对俄罗斯籍人士开放。

刘允斌深切地认识到原子能对于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他未能如愿投身于这一领域。在无奈之中，他转而选择了钢铁学院，开始了学业的第一篇章。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退学的抉择，再次报考了莫斯科大学的化学系。该系设有与原子能紧密相关的核放射化学专业，为他提供了投身该领域的可能。正如他所期望的，刘允斌的辛勤耕耘最终结出了硕果，他如愿以偿地收到了该专业的录取通知。

1947年，在众多赴苏留学的中国学子中，悄然诞生了一个同乡会的雏形。刘允斌以其优异的学业表现、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对同窗的无私关爱，赢得了众人的广泛信赖与由衷的尊敬，最终众望所归地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同学们得以全面洞察国内局势，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联欢会和座谈会，共同分享学习心得，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歌声与舞姿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将大家的情谊紧紧维系在一起。

跨国婚姻的悲情

在那个1951年的岁月里，刘允斌正潜心于莫斯科大学的学习之中。他勤奋好学，为了不干扰室友的休息，他常常选择在校园或校外独自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玛拉小姐同样是一位对知识怀有无限渴望、不懈探索的学生。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民教师。玛拉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境也颇为优渥。

刘允斌性情豁达，才华横溢，歌吟与舞姿皆独具韵味，这一切无不深深俘获了玛拉的目光。一日，两人不期而遇，四目相对的瞬间，玛拉对刘允斌露出了一抹温柔的微笑，刘允斌也彬彬有礼地回以点头，轻声问候道：“你好。”自那以后，这两位异国青年的心灵之桥逐渐拉近，彼此的心跳仿佛小鹿般跃动不已，宛如被一股温暖的泉水温柔地包围。

自那时起，他们之间的缘分愈发深厚。无论是在图书馆那宁静的角落、阅览室里温馨的氛围中，还是在校园绿荫下悠闲漫步的时刻，亦或在联欢会上欢声笑语的场合，他们频繁的身影随处可见。

玛拉与刘允斌同在莫斯科大学的化学系砥砺前行，却各自在专业的领域内深耕细作。刘允斌对学术的热情近乎狂热，常常是图书馆中最早点燃的灯火，在清晨的宁静中熠熠生辉；随着夜幕的低垂，图书馆的灯光逐渐熄灭，他也往往成为最后离去的那个人。他对知识的渴求，如同对生命奥秘的极致追寻。

玛拉心中充满了深沉的同情，她不断劝慰刘允斌，提醒他务必重视个人健康。果然，如她所料，不久后刘允斌便病情加重。在异国他乡，正是得益于玛拉细致入微的照料，以及中国留学生的关爱，刘允斌的身体才得以缓缓康复。

刘少奇和刘允斌

他内心涌现出众多疑问：玛拉能否得到父母的赞同和支持？她回国后是否愿意携手前行？她的家人会不会有所阻挠？还有，玛拉在中国的生活能否顺利适应？这些疑问如影随形。

刘允斌下定决心，要在暑假期间与玛拉一同回到故乡。苏联的漫长岁月里，他始终怀揣着与家人团聚的渴望，渴望一睹他们的面容。同时，他也希望玛拉能够逐渐融入这片熟悉的土地。他通过信件向父亲倾诉了这一心愿，很快便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中对于玛拉的到来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于是，在1950年，刘允斌离家已有11年之久，首次与女友玛拉携手踏上了归国的探亲之旅。

刘少奇、刘允斌、玛拉

刘少奇与王光美，在期盼已久之后，终于迎来了他们久违的儿子刘允斌及其未来的伴侣。喜悦之情，溢满了他们的心田。于是，刘少奇破例举办了一场家宴，以最诚挚的热情款待他们。宴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刘允斌说：“学成归来，你承担的使命，不仅关乎家庭，更关乎祖国。”他关切地提醒道，玛拉初来乍到，难免会遭遇种种不适应，因此，你应该从现在起，全方位地协助她，让她尽快融入这个新环境。

刘允斌陪伴玛拉挑选了最新款的裤装，并细心协助她更换裙装。两人随后漫步在街头，共享了正宗的中华美食。玛拉对此展现出了极高的适应力和开放心态。尽管如此，最大的挑战依然是语言上的隔阂。在苏联时代，刘允斌与玛拉都习惯用俄语交流，但来到中国后，刘允斌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在她的身边，而玛拉每日接触的汉语仿佛将她置于浓雾之中。更令她感到棘手的是，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理念与她所熟知的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年轻女孩来说，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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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凭借卓越的学术造诣，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的化学系圆满完成了学业，并通过了论文答辩。此后，他与玛拉结为连理，两人的婚姻生活充满了幸福与和谐。他们携手致力于学术的精进，刘允斌更是顺利地获得了莫斯科大学放射化学系的研究生资格。

“尽管机构已然成立，却仍遗憾地缺少了人才的助力。”言下之意，实则是在急切地期盼刘允斌学成归来，以便他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翌年，刘允斌与他的爱人迎来了他们的宝贝女儿，为她取名索尼亚。再过两年，他们又迎来了他们的儿子，乳名阿辽沙。这两个名字都饱含着对苏联的深情厚谊。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温馨与爱意，生活美满且幸福。在这期间，刘允斌戒烟戒酒，在家中无微不至地关怀妻子，疼爱孩子，并主动承担起家务，这在俄罗斯男性中实属罕见。这也难怪莫斯科大学的女学生们对他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渴望自己将来能找到像刘允斌这样理想的伴侣。

1954年，刘允斌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随后便加盟莫斯科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与此同时，玛拉亦在莫斯科大学取得了候补博士学位，并荣获某教研室的主任职位。他们的薪酬丰厚，生活过得相当优裕。

近日，刘允斌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中强调了祖国对归国留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刘允斌自幼怀揣着报效祖国的志向，本无意在苏联长期停留。然而，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对家人的思念油然而生，脑海中浮现出温馨和睦的家庭景象。他小心翼翼地向玛拉提出：“你愿意与我一起回国吗？”然而，玛拉却婉拒：“如今我们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有了孩子，各自也有了自己满意的工作。若跟随我迁往中国，我们的父母年事已高，无人照料；孩子的教育问题也难以解决。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是否能安定下来，实在是个未知数。”

这些问题，在现在读者看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现在跨国婚姻多如牛毛，与日本的、与美国的……然而在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以前的跨国婚姻如凤毛麟角。苏联对自己公民与外国人通婚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法律规定苏联公民不允许与其他国籍人结婚，当时刘允斌持的是苏联国籍，一旦回国，就必须退掉苏联公民的身份，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很难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不是中国公民，持的苏联国籍。再说，那时中苏关系正处在微妙的关头，时而“晴转多云”，时而“阴转雷阵雨”，而我们国家又是十分注意意识形态的。这一切对涉世未深的玛拉来说，如何适应得了。

玛拉倾尽全力，试图说服她的亲人、同事与朋友一同对刘允斌进行劝导，期望他能以家庭为重，决定留在苏联。

刘允斌的卓越才智与才能获得了苏联高级官员的极大赞赏，他们热情地邀请他留下。官员们不仅亲自邀请刘允斌与玛拉到家中小聚，还在宴会上诚挚地劝说：“克林姆，你虽根植于中华，我们的国家对你的爱国心深感敬佩。然而，你在这里的土地上成长，拥有昔日的校友、同仁、师长、亲密朋友，还有你挚爱的家人和孩子。你真的愿意割舍这一切吗？你的顾虑，关于两国间的紧张关系，那只是理论层面的差异，绝不会阻碍你在苏联的科研工作。”

官员泪眼盈盈。

刘允斌沉思片刻，接着缓缓开口：

“苏联，对于我来说，是第二故乡。我在祖国的时间里不过十四载，但在这片沃土上，我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相较之下，我对这里的熟悉程度远胜于故土。这座城市在我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然而，我不得不回到故土。因为那贫瘠的祖国急需我的援助，正如病后初愈的母亲迫切需要子女坚实的臂膀来支撑。我坚信，您的同理心能够理解我的处境。”

玛拉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她认识到，丈夫的心已无法被任何力量所束缚。她轻声自语，想起了那句古老的中国谚语：“人心难控，徒有虚名又如何？”她对丈夫说道：“克林姆，你走吧，但将来你定会感到遗憾。”玛拉紧紧拥抱着刘允斌，泪水不停地流淌，同时默默地为他的离去整理行囊。而刘允斌则精心地为他们的小家庭做好了所有后续安排。

刘少奇和刘允斌

刘允斌归国后，频繁往返苏联，处理公务与探望亲友。每当他归来，膝边总会有两个孝顺的孩子围坐，左边一声“爸爸”，右边一声“爸爸”，此起彼伏的呼唤，唤起了刘允斌内心无尽的酸楚。为了家庭，他倾尽全力，无论家务轻松还是繁重，他总是抢先一步，似乎有无穷的精力，渴望将未来的家事一网打尽。玛拉深知，刘允斌之所以如此勤勉，实则源于他内心深处的痛苦难以言表，他试图通过辛勤的劳作来缓解内心的苦痛。

刘允斌与玛拉之间，维系着一份深厚的情谊，他不懈地追求着，渴望玛拉能够踏上我国的土地。古语有言，“知子莫若父”，刘允斌的这份深情，刘少奇自然是心领神会。在一次交谈中，刘少奇关切地询问了玛拉母子的近况，并温暖地鼓励她：“无需气馁，一定要争取让玛拉来到中国，爸爸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事实也证明，刘少奇为解决刘允斌的跨国婚姻难题，倾注了无尽的关爱与努力。

在局势的沉重阴影下，中苏关系持续加剧恶化。在这场政治的风暴中，刘允斌与玛拉的联系同样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为玛拉及其子女在莫斯科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刘允斌购置了一套住宅。自此，玛拉及其两个子女便在那儿安顿下来。刘允斌则不断将个人工资兑换为卢布，定期汇款给玛拉，以减轻家庭日常开销的负担。

刘允斌离婚。

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同志亲自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出席隆重的庆祝仪式。尽管在苏联的逗留期间略显短暂，刘少奇同志仍特意安排，邀请玛拉及其父母，以及她的两个子女，一同前往我国代表团位于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的住处，共襄盛举，共度愉悦时光。

“在应对生活的诸多挑战时，不妨考虑向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求协助。”他深知，这段婚姻的终结，责任并非全然落在儿子或儿媳一方的肩上。

刘允斌文革自尽。

刘允斌性格豁达，待人接物和颜悦色，与人交往总能和谐共处。无论在职场、学海抑或劳作之地，他总以楷模自居，将同仁视若家人，平易近人，毫无傲慢之态，因而深受大家的喜爱。得知他乃刘少奇之子、共和国主席的长子后，人们除了对他心生敬意，更添几分亲切之感。

往昔，刘允斌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致力于从同位素中提炼和纯化原子弹爆炸的核心要素——核燃料。然而，要获得符合标准的核燃料，谈何容易。数十年的岁月里，全球众多科学家倾注了全部心力，为了寻找合适的核燃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刘允斌的职业生涯与我国原子弹研发的成败紧密相连。

1962年8月，苏联突然食言，撤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并带走了所有设计图纸。周总理随即作出指示，强调必须“自力更生，从头开始”。基于此，中央政府迅速作出决策，决定在包头建立核燃料二厂，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包头202厂”。

刘伟部长，身为二机部的领导，决定将刘允斌同志调任至202厂担任要职，并且将原子能研究所核燃料工艺室的全体员工悉数并入该厂，共同开展相关工作。

刘允斌一到202厂，便迅速搭建起数个研究机构，涉及物理与化学实验、理论计算、工艺试验与分析研究等众多领域，使研究工作迅速进入正轨。研究人员深知自己在原子弹研发中的关键地位，踏入研究室后，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实验工作中。刘允斌更是繁忙不断，凌乱的发丝无法顾及，一件蓝布大褂成为他的常伴，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中休息，而清晨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新的一天的工作中。

刘允斌常以身为刘少奇之子而自励，坚信自己能够不辜负使命。刘少奇对此亦深感自豪，并乐见拥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子嗣。据王光美在一场聚会上所述，刘少奇认为在众多子女中，刘允斌堪称最为杰出，当之无愧为共和国精心培养出的优秀后辈。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引爆了首枚原子弹，喜讯如闪电般迅速传至202厂。刘允斌得知此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多年来，他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甚至舍弃家庭和孩子，归国投身于这一事业，不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吗？

紧接着，中央再度下达命令：务必加紧研发氢弹。刘允斌毅然决然地再次投身于这场激烈的科研斗争。

短暂繁荣的余晖渐逝，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随即席卷而至。在这股狂飙中，刘允斌不幸成为了众矢之的，成为了“革命”的风头浪尖。他在工厂担任领导之职，技术造诣非凡，且曾受过苏联的精心培养，因此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

202厂乃一座神秘莫测的机构，军工厂内对“串连”行为有着严格的禁令。当时刘少奇依然执掌着政权，心怀不轨之辈虽欲对刘允斌进行公开的批判，但仍然心存顾虑。然而，《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经问世，其锋芒所向已然清晰可见，明显是直指刘少奇本人。

在这片202厂的厂区，动荡如同沸腾的油，刘允斌成为了众矢之的。各派势力争相以揭露和批判刘允斌为荣，批斗的激烈程度和独特手法，似乎已经演变成了对毛主席最深切的敬爱之情的象征。这使得我们的刘大哥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工厂内的批判无法平息众怒，他们甚至将他公开展示，强迫他走上数公里之外的市区，接受公众的游斗。北京二机部系统的“造反派”也纷纷响应，昼夜不停地赶到厂中，强行将刘允斌带走，到北京进行新一轮的批斗。

面对刘少奇的遭遇，刘允斌的生活变得愈发困苦。最让他痛心的是，那些曾受过他关照的老工人、老同事，在见到他时，纷纷转过脸去；那些往日关系和睦、时常造访的熟人，如今竟成了他的仇人，拉扯他的头发，对他施加种种折磨，强迫他背叛刘少奇。

刘少奇在日常对子女的教育上尤为严格，其中刘允斌更是深受他的特别关照。作为长子的刘允斌，承载着树立家风的重大责任。与刘允斌共度的时光对刘少奇来说颇为稀少，直到刘允斌14岁那年，他才得以首次见到刘少奇，随后便踏上前往苏联的征途，在那里度过了长达18年的光阴。归国后的11年期间，头五年的光阴，刘允斌居住在距离城郊五十多公里的原子能研究所，接下来的六年则是在包头度过的。在这段岁月里，他与父亲的会面次数寥寥可数，有时甚至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再次相聚。

在团圆之际，父亲总是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进展，并给予他们无尽的鼓励。刘允斌深知父亲品性高洁，光明磊落，正如日月星辰，清晰可见。即便在遭受批斗的艰难时刻，面对“造反派”的逼迫，他依然坚守信念，拒绝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当被要求割断与刘少奇的联系，他亦不为所动；即便面对揭露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压力，他也始终缄口不言。那时，我仍任职于原子能研究所，鉴于刘允斌的特殊地位，众人对他的遭遇充满关切，私下里议论纷纷。

刘少奇身受批斗之痛，而202厂的“造反派”对刘允斌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厂内对刘允斌的批判与京城对刘少奇的斗争遥相呼应，今日这一派批之，明日另一派斗之。劳动、批斗、拷打、审问，不写悔过书，便被迫采取“喷气式”坐姿，折磨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生活愈发艰难。

1967年11月21日的夜晚，九点刚过，刘允斌在经历了整整一天的极端苦难后，滴水未进，身心俱疲，身上布满了伤痕。他一瘸一拐，步履维艰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刘允斌匆忙洗漱完毕，轻声呢喃：“我此生未曾辜负人民与党。”陷入沉思，他不禁自问：若失去了尊严与职业，人生的意义又何在？想起临别时玛拉对他的忠告：“回国后你必将后悔。”他那时坚定地回答：“即便赴死亦无悔。”然而此刻，他的内心却是纷扰不堪，痛楚如撕裂胸膛。作为一名核科学专家，他一生勤恳，如今……思绪陷入混乱，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他摘下手表与钢笔，将它们摆放得整整齐齐在桌上，轻轻推开房门，又缓缓将其关闭。

户外，狂风呼啸，雪花如鹅毛般飘落，他缓缓走下楼梯，每一步都伴随着回首，漫无目的地踏入荒野。四周一片荒凉，远近皆被银白色的光芒所笼罩。一条铁路静悄悄地从东至西延伸至原野尽头，铁轨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层，“轰隆隆”的机车声从远处缓缓传来，逐渐逼近。

得知刘允斌失联的消息，众人无不焦虑万分，立即投入到搜寻工作中。经过整整一夜的不懈努力，直至曙光初现，鱼肚白映照在天际，我们在家属区西北侧的路轨上，终于发现了刘允斌的遗体。

玛拉及子女现状？

如今，让我们一同回溯玛拉及其两位子女昔日的往事。

如前所述，受政治因素影响，玛拉未能与刘允斌一同踏足我国。自刘允斌归国，他们便各自身处异乡，分隔两地。玛拉孤身一人，肩负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忍受着离别的苦楚，含泪将索妮亚与阿辽沙抚养成人。

1990年，玛拉再次踏上她的第三次中国之旅，这片广袤的土地早已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如同第二故乡。经过岁月的洗礼，她怀揣着深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重返这片土地。对她而言，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亲自探访刘允斌安息之所——八宝山。这次，她终于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夙愿，得以见到刘允斌与李妙秀所孕育的子女——维维与东东。维维一家也毫无保留地，向这位苏联的母亲献上了充满心意的礼物。

此处需补充说明。

刘允斌与玛拉分手后，全情投入于事业，夜以继日地投入科研，吸烟成了他的新习惯。同仁们对他的个人状况忧虑重重，单位也对此表示了关切。毕竟，那时的他只有35岁，怎能孤身一人？但不久，一位理解万分的女子悄无声息地填补了他心灵的荒芜。

李妙秀，一位在原子能研究所默默耕耘的科研精英，同时也是一位归国的海外学子。她来自上海，拥有南方女性的温婉、内敛和关怀。她对刘允斌的艰辛和不易有着深刻的理解，不仅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在思想与工作的每一个层面，给予了无私的理解与坚实的支持。随着刘允斌被调任至202厂，李妙秀也随之迁往这座被冰雪覆盖的草原之城，并承担起分室领导的职责。为了消除刘允斌的后顾之忧，她毅然决然地承担起所有的家务，同时肩负起了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

玛拉与李妙秀自初次相遇便情投意合，如同亲生姐妹般亲近，二人对对方的关照都深表谢意。遗憾的是，玛拉在回国不久后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那么，玛拉与刘允斌在苏联所生的女儿索妮亚和儿子阿辽沙，他们的生活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年过半百。

刘允斌的独女索妮亚对文学情有独钟，投身于文艺创作，才华横溢，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她早年远赴美国，并在那里安家立业，生活得惬意而幸福。相较之下，阿辽沙的境遇则显得颇为不幸。自幼便与刘允斌分离，直到5岁时才得以一睹爷爷刘少奇的风采。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加之刘少奇的遭遇，阿辽沙不得不隐姓埋名，长达数十载。即便刘允斌含冤自尽的噩耗传开，母亲也对此缄口不言，直至20年后，阿辽沙方才得知这令人悲痛欲绝的消息。

“除却对安全的考量，我们亦无意向他人炫耀先祖曾享有的卓越声望。”

在校期间，阿辽沙以勤奋刻苦著称，各科成绩始终位列榜首。毕业后，他顺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随即被分配至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在这里，他全身心投入于该国高度保密的国际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也不忘履行自己的军役职责。

自那以后，阿辽沙一直渴望与远在北京的亲人取得联系，踏上一场寻根之旅。然而，受限于长期冻结的中苏关系，这一夙愿始终未能成行。直至1987年，他终于收到了刘家的消息，这才激起了他重返中国一探究竟的强烈愿望。随着玛拉的离世，因心脏病发作，这份返乡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1998年，正值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国相关部门向他伸出了友好之手，诚挚邀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活动。然而，阿辽沙在苏联一家前沿科研机构默默奉献了二十余载，从事着关乎国家机密的科研任务。依照苏联的相关规定，他必须履行完退役后的三年候命期方可离境。遗憾的是，阿辽沙当时尚未完成退役的相关手续。因此，那封邀请信不幸遭到了苏联相关部门的扣留。当阿辽沙得知这一消息后，他既感焦虑又充满愤怒，遂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苏联相关部门提出了申诉。尽管他付出了所有努力，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在无奈之下，阿辽沙决定主动退役，期望能够早日实现他访问中国的美好愿望。

2003年4月，阿辽沙与妻子着手准备启程，踏上了追溯家族根源的归国之旅。当他们首次踏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办理签证时，他们坦诚地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这一声明令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倍感困惑与惊异。鉴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频繁更迭，他们对刘少奇及其家族后人的情况并不了解，甚至有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工作人员将护照收至内室，仔细核对相关信息，历经波折，最终确认无误。不久，他们走出办公室，对阿辽沙表示：“经过核实，情况确实如您所述，您确实是刘少奇的后裔。”

手续齐全，出国许可亦已到手，阿辽沙及其妻子立刻购得前往北京的机票，直飞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终于能与奶奶王光美欢聚一堂。

在陪伴奶奶王光美于北京度过了数日时光后，阿辽沙及其爱妻随即踏上征程，前往湖南的故里——炭子冲，旨在追溯家族根源，探寻根脉。

近些年，阿辽沙频繁穿梭于中俄两国之间。不久前，他抵达了广州，出席了祖母王光美事迹图片展的揭幕仪式。他早已成功获得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对于这座南方的都市，阿辽沙怀有特别的情感，他渴望在此生根发芽。他透露，在权衡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因素后，他计划将人生的一半时光奉献给这座秀丽的广州，另一半则留存在莫斯科。

1960年，刘少奇爷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了81国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即便在公务缠身之时，刘少奇爷爷仍不忘挤出一丝宝贵时间，特地前往探望了儿媳玛拉及其孙子阿辽沙和孙女。那时的阿辽沙年仅5岁，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自那刻起，阿辽沙便将爷爷亲吻他的那幅照片视作珍宝，永远珍藏。

刘允斌儿子阿廖沙

如今，阿辽沙频繁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他自豪地宣称，自己心甘情愿成为中俄友谊的民间使者。与此同时，他亦筹划在莫斯科开设一家中医院，致力于将祖国的传统医学精华传授给这片他诞生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