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英（1918—2000），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山耳东村人士。青年时代，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1949年，他参与了“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起义后，他在杭锦后旗粮食局的财务科工作。退休之后，他被巴彦淖尔临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聘请，担任第四、五、六届特约文史资料撰稿人。他撰写的数十篇具有深厚历史价值的地方文史文章，先后在《巴彦淖尔市文史资料》、《临河文史资料选集》以及《杭锦后旗文史资料选编》等刊物上发表。

张庆恩，我所知。

王廷英

1924年，我国国民党在广州隆重召开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来自山西的国民党员苗培成、韩克温、刘景新荣幸地以代表身份参与了此次盛会。大会闭幕之后，他们悄无声息地返回山西，秘密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阎锡山在1905年赴日本深造期间，便加入了我国同盟会。出于对袁世凯的忠心，1913年，他毅然宣布与国民党决裂，并解散了该党在山西地区所有级别的党组织。

1914年，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并册封阎锡山为“同武将军”。至1925年，太原地区已秘密发展党员逾400名，并成功构建了秘密组织网络。此外，该地区还在各县域吸纳了3000余名青年学生与工人加入党组织，并在大同、运城、临汾、晋城等三十余个县市陆续设立了分支组织。

阎锡山目睹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因而对山西境内的国共活动持不干预立场，使得两党活动逐渐从秘密转向半公开。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两党往往协同一致。例如，当上海爆发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时，太原市民闻讯后，群情激愤。在傅懋恭（彭真同志）及张叔平等人的领导下，以太原市学联为核心，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以省立一中、国民师范的学生为主力，举办了太原历史上首次反帝示威集会及大游行，参与人数逾五万。大会向上海民众发出电报，表达对他们的正义行动的支持，并捐款4300元。

此次游行的影响力显著，不仅推动了工农商学兵的广泛联合，亦对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会成功选举出苗培成、韩克温、李冠祥、郭树堂、杨笑天等九位国民党党员，以及王瀛孙真如、王鸿钧、彭兆泰等九位共产党员，共同组成了国共合作的山西省党部。该党部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等七个部门。山西国共合作的实现，极大地促进了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并对阎锡山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加入中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3月，北伐军成功进驻南京。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撑腰下，背叛了革命理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随即发布命令，对各省地方党部进行改组。为此，特任命张继、何澄、韩克温、苗培成以及山西本地的赵戴文、南桂馨、温寿泉、孔繁尉、杨笑天等九位同志，共同组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同时，该党部还公布了一份通缉共产党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崔锄人（时任省委书记）、王瀛、彭兆泰、王鸿钧等十几位同志，并要求省政府通令各县域严格执行。

继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布了清党决议，该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执行，并在各省级党部中设立了专门的清党机构。在山西省，清党委员会最初由梁永泰领导，随后由苗培成、韩克温等人接任。他们以平民中学为基地，展开了清党工作，并在师生中秘密吸纳了CC团的成员。

此时，张庆恩正就读于平民中学，已逐渐崭露头角。他性格机敏、谦逊服从、才华横溢且擅长应变。在清党运动中，他秘密监视平中师生的言行举止，并详尽汇报，因此赢得了苗培成的青睐与信任。为了扩充CC团组织，苗培成亲自推荐张庆恩加入CC团。张庆恩既感荣幸又觉意外，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他的特务生涯便从这时起正式展开。

张庆恩，山西徐沟人士，别号永铭，曾化名晋升、张渝、傅忠（在绥远、陕坝时期）等多重身份，投身特工工作。他生于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家族，深受父母及家人的厚爱与期望，皆望其日后能出类拔萃，光宗耀祖。加入CC团后，张庆恩以太原工业专门学校为掩护，秘密从事监视师生行动、拓展情报网络、壮大组织等任务。他对待上级时谄媚而谨慎，对待同窗则谦逊有礼，乐于助人，始终保持着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赢得了全校师生的广泛赞誉。

在苗培成的助力与栽培下，张庆恩奋发有为，积极为CC团招募得力干将，收买变节投敌的党徒，于山西掀起一股反共狂潮。同时，他暗中关注阎锡山的军政动向。1929至1930年间，张庆恩等人在太原开设了泰华昌绸布庄，以商业为掩护，暗中搜集阎锡山的军政机密。该店铺装饰新颖，商品琳琅满目，物美价廉，服务周到灵活。在接待山西的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时，更是热情周到，购买商品后还提供回扣或赠送儿童玩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张庆恩等人从阎锡山的部下和家属那里获取了大量关键情报。

1930年，阎锡山与冯玉祥携手反蒋，却以败北告终。阎锡山无奈之下，只得隐退江湖，逃往大连。张庆恩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自诩胜利者，气焰嚣张，行事专断独裁。他内则清洗阎、汪派系，外则组织特工，大肆侦查与逮捕共产党人，导致党的地下组织遭受重创。无数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或被判处刑罚，或被囚禁于省立监狱。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西。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分化蒋介石势力，遂对阎锡山伸出橄榄枝，并于1931年8月派遣飞机将其安全送回山西。阎锡山在大同赵承绶府稍作休憩，次日便悄无声息地返回五台河边的家乡，静观事态发展。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即命令何应钦、孔祥熙电告阎锡山迅速离开山西，否则将采取严厉手段。刘峙、韩复榘亦纷纷响应，相继向中央发出电报，敦促阎锡山撤离山西。正当反阎活动如火如荼之际，却突遭“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自此无暇他顾。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太原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成立了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学联成立后，即发动学生举行抗日救亡大游行，并选出代表30余人，向山西省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教育厅厅长苗培成代表省主席接见学生代表，他依仗中统势力，态度蛮横，说：“抗日是政府的事，你们有什么妙计？我可代呈中央。”苗培成的搪塞敷衍激起学生的愤怒。学生们高呼：“你快滚回去！”“苗培成，你这个卖国贼！”面对学生的强烈抗议，苗培成见状不妙，急忙转身逃离现场。

1931年12月12日，太原城内，三千余名学生汇聚于省政府门前，力图求见省主席徐永昌，却遭遇守卫的阻拦。学生们情绪激昂，强行闯入省府，因未找到主席而愤怒至极，遂将省府的门窗玻璃及桌椅砸毁。接着，他们又捣毁了教育厅、民国日报社以及苗公馆。18日，太原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纷纷集结，齐聚省党部门前。省党部早已严阵以待，由特务构成的武装纠察队（简称“武纠队”）在王琚、张庆恩的指挥下，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犹如面临强敌。面对此景，学生们仍保持秩序，整齐地排列在门前的空地上。经过多次交涉，各校推举了20余位代表，由省党部委员苏寿余接待。代表们刚踏入招待室，便被武纠队围困，遭受棍棒袭击。外边的学生听闻呼喊，愤怒不已，齐心协力冲击省党部大门。守卫在围墙和门楼上的武纠队突然向学生开火。进山中学的学生穆光政不幸中弹要害，血流如注，送达医院时已告不治。此外，还有30余名学生受伤，这就是轰动全省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一手制造的“一二一八”惨案。

惨案爆发后，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遵照阎锡山的指示，于当日午后部署部队对武纠队进行缴械，并将韩克温、苏寿余等人予以扣押。同时，他还联合学生代表对省党部实施了查封。阎锡山正是利用这一事件，借助学生的力量，成功消除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自此，山西省各级党部尽数关闭。

1932年二月，阎锡山在行政院长汪精卫的鼎力支持下，从五台河畔的边村迁至太原，正式就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一职。随即，他下令免去教育厅厅长、CC派系成员苗培成的职务，并迫使苗离开山西。在此情况下，苗培成无奈之下只得将所有已暴露身份的特工安全转移。随后，他将张庆恩委以重任，任命其为国民党CC系地下平津工作团的主任。张庆恩抵达平津后，为了拓展局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与叛国投敌的汉奸以及特务勾结，秘密开展特务活动，搜集中共地下组织和日伪军情的情报，并将情报直接汇报给国民党南京的中统局。

二、再展锋芒，获中统高职

1935年，张庆恩在天津不幸被日本宪兵队拘押入狱。在汉奸王揖唐等人的积极营救下，他终于重获自由。出狱后，张庆恩即刻返回南京，并在中统局暂时履职。

1938年冬季，张庆恩被中统总局委以重任，担任中统局专员，同时兼任重庆市级实验区副区长。为了博取蒋介石的青睐，张庆恩竭力效忠，积极组建了多个侦察小组。他不仅勾结利用帮会道门及各类反动势力，更广泛搜集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情报。此外，他还指挥由军警宪特联合组成的稽查处，大举拘捕进步师生与可疑分子。

那些被捕者被押送至集中营，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鞭打、烙烧、灌入煤油、遭受犬咬、遭受电击、被悬空吊起、承受重压、踩踏图钉、坐于冰雪之上。这些残酷的审讯手段，导致众多无辜者和进步人士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集中营已然沦为了一座人间炼狱。

三、飞黄腾达，掌握绥远党大权

1939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相继进驻陕坝。蒋介石为了从政治上拉拢和利用傅作义反共，瓦解阎锡山与傅作义之间的关系，于1940年特命中统局派遣张庆恩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辖区的总代表，其公开身份为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兼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绥远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绥远调统室”）主任。绥远调统室初设于陕坝博爱巷5号，其使命是：监控傅作义部下辖党政军各部门、厅级负责人的政治言论及行动动向；开展党务工作，推广反共政策；统一领导绥远地区的中统成员，并扩大其组织规模；培训特务人员，推动大西北地区的特务活动。

张庆恩抵达绥远后，意图攀附权贵，赢得傅作义的信赖，于是处处表现出忠心耿耿、谦逊服从的态度，并自取别名“傅忠”，寓意对傅作义的忠诚。在向下级传达指令或交谈，以及向蒋介石及“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汇报绥远地区的反共情报时，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夸赞傅作义的忠诚。对外，他亦大肆宣传傅作义在治军与理政方面的成就，甚至不时将蒋介石和“陈”的机密电报递交给傅作义审阅，以此彰显对傅作义的尊敬。

张庆恩试图在其中穿针引线，将傅作义与陈立夫、陈果夫之间的私人关系转化为政治联盟。他深知，尽管陈家兄弟当时在蒋介石集团中拥有党和特大的权力，一时显赫，却缺乏坚实的军队力量作为支撑；而傅作义在蒋介石集团内，尽管与孔祥熙有过交往，但并未达成政治上的默契，始终未能找到坚实的依靠，且常常遭受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军政部长陈诚的阻挠和限制，这令傅作义深感忧虑。张庆恩的这一“得意之作”恰好迎合了双方的迫切需求，因此，傅作义后来的支持以及国民党中央对张庆恩的嘉奖，都源于这一原因。

张庆恩在绥西地区获得了傅作义的大力支持，从而顺利成立了绥远省党部。在此之后，他在各级机关、团体和学校中设立了区分部或小组。1941年4月，他在绥西地区成立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战青团。张庆恩本人担任主任一职，并设有一名总干事负责统筹全团的日常事务。他们把抓捕到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聚集于此，通过威逼利诱或是所谓的“感化教育”，企图改变他们的思想，使之成为自己的力量。

1942年，新县制的推行之下，傅作义在临河、米仓、狼山、晏江、五原、安北、陕坝等地依次设立了国民党县、市党部，积极投入到党务工作中。同时，他派遣中统骨干分子与军警宪联合稽查处协作，通过公开的盘查与秘密的跟踪，大举进行逮捕，针对绥西军政机关、学校团体以及社会各界中的所谓“嫌疑分子”，导致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百姓不得安宁。

中共河套特委书记郭北宸同志到伊克昭盟找上级党委汇报工作，在行经巴拉亥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秘密审讯时，特务们先是用跪碗碴、坐老虎凳、压杠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进行逼供，继而设宴招待，用高官厚禄和美人计拉拢诱降，但是郭北宸同志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由张庆恩指派3名特务人员，以送郭北宸回兰州为名，从马如龙圪旦囚禁之地秘密押至陕坝西北的杨生春圪旦的沙窝里，将郭北宸同志杀害。

张庆恩密谋网罗特务，暗中明查暗访，大举搜捕共产党人，导致中共在临河、五原、安北三县的地下组织遭受重创，逾200人被捕。正当张庆恩志得意满，洋洋自得之际，国民党中央的“二陈”与朱家骅之间爆发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战。朱家骅利用手中的权力，于1943年春剥夺了张庆恩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及代主任委员的职位，仅保留其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尽管张庆恩内心对此怀有极大不满，但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对中统局的指示依旧全力以赴地执行。

1943年秋，鉴于当时的政治需求，傅作义特任命张庆恩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之中将高级参事，并定期划拨6万元法币，作为其活动之经费。

四、谄媚得傅作义青睐

1944年春季，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正式设立特种工作指导处，简称特指处，并委派张庆恩担任处长一职。张庆恩借此机会，继续深入开展特务活动，并将活动范围扩展至傅作义指挥下的军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建立的特种工作汇报机制，为张庆恩的特务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指处的成立，使得张庆恩愈发胆大妄为，随心所欲。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便赢得了地方当局的信任，以及中统高层人士的赞誉与表彰。

1944年秋季，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经历了改组，并在原有架构上增设了常务委员会。张庆恩被任命为常务委员并兼任秘书长一职。凭借秘书长之位，张庆恩以中统特务骨干为基石，全面掌控了战工会的组织架构，导致战工会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原本单纯的抗战工作组织演变为具有明显反共、防共倾向的机构。为了强化对战工会工作的监管，张庆恩常驻战工会，主动辞去了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由魏纯美代为履职。随后，战工会与特指处合并，成立了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张庆恩的活动范围和权力亦随之大幅扩张。在绥西地区，他成为了党特拥有极大权力、威震一时的反共风云人物。

五、操控党政总队，夺取胜利成果

1945年2月，第八战区正式设立了党政总队。该组织性质属于军统系统的武装力量。其成员自然由军统部门选拔，张庆恩非军统成员，理应恪守此界限。然而，得益于“二陈”在国民党中央的积极运作，国民党中央最终任命张庆恩担任党政总队总队长一职，并由柴玉峰出任副总队长。

张庆恩受命担任要职后，迅速将队部设立于绥远省调统室的前院，以绥远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原有班底为基础，进行了精心的组织架构调整。他立即着手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反动活动，包括侦察、策反、秘密逮捕以及管控训练等。他首先将位于陕北的榆林、安边、麻地沟的三个情报搜集点整合为第三大队，任命祁觉民为中校大队长。该大队的任务直指延安地区，旨在监视党政军动态，并展开反动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终战之后，党政总队随军东征至归绥，驻扎于旧城小西街66号。将绥远调统室的特务分子吸纳至党政总队，门前设有武装警戒，过往行人不得在此逗留。这些特务分子身着军装，嚣张跋扈，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谄媚。尤其是那些在敌伪时期曾为日军效力的人，对他们更是敬畏有加，纷纷试图接近，赠送财物，以求得庇护，避免遭受惩处。如青帮首领、一贯道头目、日伪民生会巴盟地方本部部长王明远，在被释放出狱后，拜见党政总队秘书王兰田时，一次便行贿了大量黄金和鸦片。张庆恩受贿之事极为隐秘，行贿者将金银暗藏在糕点盒或茶叶桶中，借节日之际馈赠，或在其家中趁隙塞入被褥之中，或在夜深人静时投入院中，但无不附上便条，详细注明财物名称、数量，并亲自签名。短短两三个月内，张庆恩与王兰田二人收受贿赂的数量极为可观。然而，张庆恩老谋深算，对此守口如瓶，秘而不宣。而王兰田则毫不掩饰，一时间，他家皮箱堆积，器具焕然一新，甚至雇佣了厨师。相较之下，张庆恩手下较低级的特务分子亦有不洁之行，但与张庆恩、王兰田相比，差距甚远，导致内部嫉妒纷争，互不信任。这些人为了排解内心的烦闷，或酗酒滋事，或聚众赌博，或吸食毒品，或沉迷声色，丑态百出。

六、协助军政在绥东反共

1945年十月行将尾声，正值解放军围攻归绥之际，张庆恩迅速召集绥西及邻近地区的特工人员齐聚归绥，统一部署其行动，分别潜入城区与郊外，展开一系列特务活动。他们密切监视进步人士，搜集情报，同时积极拓展情报网络。此外，特工人员还在归绥旧城小南街的华泰商店占据三间房屋，时常派遣伪装成外地商人的特务，对过往商贾进行侦察与监视，以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1946年伊始，蒋介石面对民众对政治民主的强烈诉求，不得不筹备召开旧政协会议。他下令撤销党政总队，使得特务分子对进步人士的扣捕活动有所减缓，并假意释放了一些被捕者。然而，这些举措实则只是政治上的伪装，旨在进行欺骗。同年3月，张庆恩趁机前往重庆总局汇报工作，除保留绥远省调统室主任的职务外，其他所有职位均已卸任。张庆恩在重庆逗留了一个多月，恰逢傅作义抵达重庆述职，于是便随傅一同乘坐飞机返回绥远。

张庆恩归绥之后，于1946年5月重新开始筹备民众工作总队，并设立于归绥新城西落凤街。队伍的构成中，张庆恩担任队长一职，魏纯美则担任副职。尽管队员并非全为调统成员，但均为从军政部门抽调或精心挑选出的，他们均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势力。待队伍组建完毕，张庆恩便与军政部门协作，将这批人派遣至绥东各地，负责建立城乡的反动政权，搜集有关解放军的情报，捕捉共产党在县、区、乡的干部，诬陷共产党，并组织还乡团、暗杀团，展开无情的阶级报复。

1946年8月，张庆恩再度执掌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之职，再度将党的重大权力揽于己身，从而成为国民党内傲慢跋扈、气焰嚣张的显赫人物。

七、狐假虎威，伸向平津张垣

1946年10月11日，作义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联合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强行占领了张家口。这一举措使得蒋政府欣喜若狂，翌日，蒋介石便果断宣布将召开伪国大，其嚣张气焰愈发猖獗。与此同时，驻十二战区的中统总代表张庆恩亦仗势欺人，紧密协作，迅速任命董叔明为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主任，立即展开特务行动，搜集中共军队部署等各项情报，协助国民党重建各级地方政权，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搜捕共产党人员，大肆进行户口清查，监视进步师生的动向。

1947年12月，蒋介石莅临北平，召集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及傅作义召开会议。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宣布撤销北平行营，并设立华北剿总。傅作义被任命为总司令，而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则担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之职。此外，张庆恩被委以“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长的重任。此举使得傅作义被军统和调统两大机构所束缚，因而倍感愤懑。

1948年，辽沈战役的硝烟渐渐散去，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以雷霆万钧之势，从长城的各个关口挺进华北，完成了对北平的严密封锁。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傅作义将军逐渐从迷茫与失望中解脱出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向人民，于1949年初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八、垂死挣扎，破坏绥远起义

在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之际，张庆恩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前往绥远。他将分散在绥远的军统、调统以及阎锡山势力下的特务力量，统一纳入“绥远党通室”的指挥体系之中。他的主要职责是阻挠绥远地区的和平起义。完成任务后，张庆恩便急速前往南京汇报工作。

1949年7月，张庆恩自穗启程，乘飞机返回绥远。肩负重任，他旨在进一步强化特务行动，以阻挠并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进程。张庆恩以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作为掩护，展开游说与串联活动，并对特工组织进行整顿。他在包头设立了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亲自担任主任一职，魏纯美则担任副主任。该办事处的管辖范围涵盖五省（即晋、甘、宁、新、绥）、三区（即东北、华北、西北）以及两线（即平汉、陇海）。张庆恩挑选了百余名逃亡至绥远的特务，派遣他们进入解放区执行所谓的“敌后工作”，直接潜伏，从事破坏活动。同时，他还派遣特务分子和反动军政官员前往津京张等解放区发展地下军，与绥远境内的特工协同，开展所谓的“敌后游击战争”，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此外，张庆恩四处招揽旧部，拉拢反动分子，组建反动武装，伺机发动行动。为了提升特工工作的效率，张庆恩将绥远调统室迁至包头，并与绥远办事处合并办公。

九、费尽心机，终告失败。

1949年8月，毛主席与周总理委派傅作义将军联袂邓宝珊将军前往绥远，旨在协助董其武将军促成起义。他们携带着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信函及慰问金，深入部队进行慰问，并向官兵们宣讲我党的起义方针，以期加速绥远的和平解放进程。得知此消息的张庆恩，于8月20日迅速抵达傅作义的驻所——美岱召，并向傅作义呈递了事先准备的旨在阻止绥远和平起义的“和平建议书”，以表忠诚并献言献策。

傅作义抵达包头之际，张庆恩接连尝试游说，却屡遭挫折。无奈之下，他紧急指派杜品山与王国璋草拟了一封所谓的《全面和谈和平意见书》，并委托鄂友三（骑兵第十二旅旅长）亲自呈递给傅作义。同时，张庆恩还发动了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发起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请愿活动，对傅作义和董其武施加压力。然而，和平起义的潮流已势不可挡，民意亦倾向于此，张庆恩的这些手段不过是徒劳无功。尽管如此，张庆恩并未甘心失败，为了扭转局势，他急忙向国民党中央发出急电，请求蒋介石亲自前来劝说，或电邀傅作义前往广州商讨“全面和谈”事宜，甚至还电请阎锡山、谷正鼎联名来电，试图劝阻绥远和平起义，其用心可谓良苦。

在接到绥远局势的消息后，国民党政府迅速行动，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亲笔签署的信函以及大量黄金，搭乘飞机前往包头。他们邀请傅作义前往广州，同时劝阻他不要轻举妄动，单独发动起义。然而，傅作义洞察时势，坚定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执意引领绥远省迈向和平解放的道路。

正当绥远省各民族、各界人士及军政领导共同签署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时，特务头目张庆恩在包头匆忙指派李鲲生接任特务办事处主任一职，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行动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对特工人员进行了重新配置。随后，他连同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人，搭乘徐永昌的飞机逃离，目的地为广州。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成功后，李鲲生果断将特务办事处从包头迁出，转入陕坝地区，展开了隐蔽斗争。至12月底，张庆恩密发电报，指令李鲲生即刻与各调查处负责人商讨，积极吸纳国民党军政要员，构建华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实现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李鲲生于1950年1月亲自前往百川堡（现属临河新华乡），与田树梅、崔正春、肖应轩等同仁秘密会晤，共同成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并草拟了相关章程及计划，电报呈递蒋介石。该委员会成员包括：张庆恩担任主任委员，田树梅（曾担任山西独立八旅旅长、绥西囤垦督办）、崔正春（曾担任五原县、临河县县长）担任副主任委员，李鲲生出任书记长，并下设若干委员。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策动起义部队叛变，搜集流散的官兵，壮大匪特武装，并指导潜伏特务的活动。然而，正当这些匪特活动猖獗、得意忘形之际，他们却遭到了公安部门的逐一侦破和逮捕。除了将李鲲生、田树梅、崔正春、张朴等首要分子解送至中央公安部接受审讯外，其他涉案人员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本文基于中统特工焦某某的口述整理而成。焦某某，山西晋城县人士，曾担任该县党部书记一职。1949年7月，他随张庆恩一同抵达绥远，并入住陕坝的秦晋客栈。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由于两人曾是同学，此后数月间，他们频繁往来。在此期间，除了特工任务所涉内容不得外泄，其他话题无所不谈，尤其是多次讨论了张庆恩的行事风格。然而，到了1950年，焦某某在五原被捕并受到判刑，自此我们与他的联系便中断了。

另外，在1985年撰写初稿期间，我得到了马某某的协助。马某某原籍陕西府谷，长期在绥远地区活动，乃资深的中统特务。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某某选择了坦白自首，凭借其立功表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此后，他在陕坝镇的小车队从事运输工作。马某某对张庆恩在绥西地区的行动了如指掌。

本文基于焦某某与马某某的回忆录，同时参阅了张庆恩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由于资料搜集的局限性，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知情者予以指正。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原载

1990年